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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收入分配真實狀況始終不明

我國現在正面臨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問題。要解決一個問題，首先就需要認識這個問題。從2004年國家發(fā)改委開始起草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算起，我國國民收入改革歷時已近十年了，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真實狀況卻始終沒有弄清楚。

高收入統(tǒng)計數據缺乏核實手段，存在普遍的瞞報現象

當前，我國居民收入情況是國家統(tǒng)計局系統(tǒng)通過向住戶發(fā)放調查表的方式來獲得。這必然就會出現一種傾向，即收入越高的人越不愿意填報自己的真實收入。這其中有諸多原因，但主要有兩種：一是出于偷逃稅目的而少報和漏報。個稅是一個累進稅，收入越高，不僅繳納的基數越大，而且平均稅率越高，因而高收入者具有少報漏報的傾向。二是缺乏完善的稅收監(jiān)管體系。目前，比較好征收的是各單位發(fā)放的工資收入，而高收入的主要收入都是非工資性收入，包括經營性收入、財產性收入和其他非工資收入，對于居民這些收入，目前的稅收體制難以有效監(jiān)管，這就使得高收入者少報漏報稅難以被發(fā)現，自然就難以被懲罰。

理論上講，收入差距越大，高收入者繳納的稅負比重會相對更大。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非常大，但中低收入階層依然是納稅的主體。相關數據顯示，2004年我國的個稅總收入中，工薪階層個稅所占比重超過65%，近幾年來隨著個稅改革，工薪階層個稅占比有所下降，但依然在50%左右。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低收入者仍是個稅的主要承擔者，個稅未完全體現出“高收入者多納稅”的原則。換句話說，高收入者瞞報收入的現象依然較為嚴重。

高收入者瞞報、漏繳比較嚴重，中低收入階層成為納稅主體。這一現象與目前我國征收體制有關。我國個人所得稅主要是依靠大單位、企業(yè)的工資代扣來征收，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懶人的管理體制，操作起來方便，征收成本極低。但問題在于，高收入者收入來源呈現多元化趨勢，工資性收入比重下降，經營性收入、財產性收入等比重上升，這種嚴重依靠工資代扣的方式必然導致高收入者的不完全征稅。

一個完整的稅收體制，它自己應該有方便良好的財產申報和監(jiān)督體制。只有這樣，才能了解各個階層的收入情況，才能管理好各個階層的賦稅，改變當前個稅征收不合理現象。

我國居民收入中存在規(guī)模巨大的第四次分配收入，并未納入政府統(tǒng)計范疇

第四次分配收入是指未納入政府正規(guī)統(tǒng)計體系、不向政府申報納稅的那一部分收入。其中，小部分屬于合法收入，相當部分是違法收入，剩下部分難以界定其合法性，則屬于人們常說的灰色收入范疇。

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、研究員王小魯推算的結果顯示，第四次分配有以下兩個特點：一是規(guī)模巨大。2008年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23.2萬億元，而官方統(tǒng)計的城鄉(xiāng)住戶收入統(tǒng)計數據為14.0萬億元，即第四次收入分配的規(guī)模為9.26萬億元，占GDP的30%，其中定義為灰色收入的部分為5.4萬億元。二是增長速度快。與2005年相比，2008年居民第四次分配收入增長了91%，而按國家統(tǒng)計局數據計算，2008年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（即前三次分配完成之后的收入）只上升了57.4%，前者增速是后者的1.6倍。另外，如果將第四次分配的收入加入其中，2008年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將比2005年增長69.3%，與名義GDP的增長幅度71.4%基本持平。這一數據能夠對近幾年，我國個人消費與投資的一些現象給予比官方數據更好的解釋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灰色收入”毫無疑問是一種現實存在，卻因為其外延與內涵界定方面存在著爭議，其解決方案自然更是無從談起了。

我們可以認為，只要灰色收入或者說第四次分配問題一天沒有得到正面重視，國民收入的真實性就一天難以認清，國民收入分配問題也就必定難以解決。

官方數據與學者認知存在較大差異

鑒于目前國家統(tǒng)計體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，許多專家學者嘗試著通過各種方法來獲得更為正確的數據。從已經公開的結果看，學者們的數據與官方的數據往往相差甚遠。

第一，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差距。根據王小魯教授的研究，城鎮(zhèn)居民10%最低收入分組的人均收入5350元，只是官方數據4754元的1.1倍，而最高收入分組的人均收入達到13.9萬元，是官方公布4.4萬元的3.2倍。因此貧富差距實際已經達到26倍，而非官方統(tǒng)計的9倍。而如果把城市最高收入人群與農村最低收入人群（各占總人口10%）作比較的話，收入差距則高達65倍，而官方數據是23倍。

根據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甘犁[微博]教授的研究，2010年最高收入10%的家庭在總收入中的比例為57%，最高收入5%的家庭收入占總收入的44%.由于2010年我國城鎮(zhèn)化率為49.95%，而且中國的富人基本上已經被統(tǒng)計入城鎮(zhèn)化之中，所以大體上可以認為，城鎮(zhèn)中最高收入10%的家庭就是全國范圍內最高收入5%的家庭。根據2011年統(tǒng)計局年鑒的相關數據，我們計算得出，2010年最高收入10%的家庭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例為25%，最高收入5%的家庭收入占總收入的15%，均不到甘犁教授推算數據的一半。

第二，基尼系數。國家統(tǒng)計局曾經在2000年公布中國基尼系數為0.412，之后的十二年間再未發(fā)布基尼系數，僅在《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(tǒng)計監(jiān)測報告（2011）》中曾有過“2010年基尼系數略高于2000年的0.412”這一模糊表述。按國家統(tǒng)計局的解釋，主要原因是，受長期城鄉(xiāng)二元結構的影響，城鄉(xiāng)居民收入統(tǒng)計指標不一致、農民工歸類不明確，無法簡單加總得到全體居民收入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，國家統(tǒng)計局2012年制定了新的一體化住戶調查制度，建立了統(tǒng)一的收入指標體系，抽選了統(tǒng)一的調查樣本，盡可能消除了城鄉(xiāng)居民收入指標口徑不一致和高收入戶樣本偏差對基尼系數的影響，測算得到2003年至2012年全體居民收入基尼系數。